思考资本他曾是上海市委书记，后被调到中央工作，功勋卓著，活到96岁

“1968年3月18日，再向前推三米，敢不敢？”黄沙飞扬的长江大桥工地上，身穿旧军装的彭冲盯着设计图，语气干脆。工程师犹豫片刻，抬头答：“敢，保证按您要求办。”时间就定格在这一天——一座改变交通格局的巨桥思考资本，也在这位老新四军干部的催促声里重新启动。

彭冲与长江大桥结缘，其实是命运一次曲折的回环。两年前，他还在南京市郊的农场劳动改造，每日扛锄头、挑粪桶。动荡年代中，他被指“有问题”而下放。周恩来得知后，只说一句：“桥不能停，人更不能丢。”几周后，彭冲回到南京，职位由副省长调整为省革委会副主任，任务只有一个——把停摆的国家重点工程拉回正轨。为了抢工期，他把办公室搬到桥头，吃住都在工棚，半夜巡视钢梁成了家常便饭。七个月后，全长六千多米、双层设计的南京长江大桥顺利合拢验收，南来北往的列车第一次不用靠轮渡过江。当地工人回忆：“彭主任睡得最晚，起得最早，烟灰缸一夜能堆满两盒烟蒂。”

桥建成不久，江苏经济也随着交通便利逐渐复苏。可是，如果把彭冲的故事仅仅锁定在南京，就难免狭隘。往前倒十五年，他还只是福建龙溪师范里热血澎湃的学生。1933年，年仅十九岁的他第一次听到“共产主义”这个新名词，觉得“像一把火”。当年秋天，他加入共青团；第二年夏天，光明正大的课堂变成暗夜里的联络点，年轻的地下党员靠一张嘴、一支粉笔，把党组织的种子撒进漳州的校园、码头、茶馆。危险时刻不计其数，他自嘲：“龙岩这片山头，最凉快的地方就是国民党牢房的水泥墙。”

抗日烽火点燃东南沿海后，彭冲遵令北上，成为新四军宣传队副队长。那段经历锻炼了他招兵买马、动员群众的本领。短短几个月，二支队兵员激增，军装还没发齐，士兵腰间就插着自制的木柄手榴弹随队出发。有人劝他：“队伍太杂，怕不好带。”他摆摆手：“只要方向对，人就齐。”事实证明，这支队伍后来多次阻击日军南下，成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坚。

解放战争时，彭冲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任副主任思考资本，负责对敌人喊话和战后接管。渡江战役打响那夜，炮火映红江面，他趴在指挥所外的土坡上听无线电报告，随身带的本子上写满口号，也写满缴获物资清单——“米46万石、船1700余只，均登记造册”。打回福建老家那天，村口的榕树下，父亲见到脱下军装换成灰布干部服的他，只说一句：“这就对了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彭冲被调到江苏，先任省委秘书长，后任南京市市长。重工业基础薄弱、百废待兴，他主抓机床、化工、汽车零部件三个方向，同时布点民用轻工，“既要造大机器，也要保老百姓灶台有碗”。结果三年内南京工业产值翻番，职工子弟小学、集体宿舍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十年内乱席卷而来，长江大桥停工，外加政治风浪，他被打成“走资派”。周恩来的那封“不能丢”的批示，最终把他从农场拉回到省城。

1974年，江苏省委主要领导岗位空缺，中央考虑再三，把担子放到彭冲肩上。此时全省国有企业开工率不足一半，文物古迹面临冲击。他一面抓生产，一面守住文化底线，亲自圈定保护名单：镇江金山寺、苏州园林、南京明故宫遗址……多年后，这些地点大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或国家重点文保单位。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执着，他只答：“前人留下的东西，够我们骄傲，也够我们敬畏。”

1976年秋，“两报一刊”发表社论后，上海局势瞬间紧张。中央急需稳得住场面的人，目光瞄准了彭冲。彼时距动乱首要分子落网不过数周，街头仍可见鼓噪标语，工厂停工停产。彭冲到任第三天，召开万人干部大会，他没有大话空话，只说：“要干活的举手，要闹事的告诉我名字，明天我们还得一起生活在这座城市。”会场一片安静。随后，他调整三家重点企业班子，协调铁路运输抢修物资，启动宝山钢铁一期工程。1978年，宝钢动工，上海经济以年均近两位数速度回升。

上海局面稳定后，彭冲被调到中央，进入政协、人大领导层。那是中国法律体系从空白到成型的关键年代，他主持或参与《选举法》《地方组织法》等立法工作。北京西长安街某会议室里，一张张手写稿被他用红笔圈出“逻辑不清”“数据待核”字样，同事回忆：“他看文件像审判稿件，最怕他皱眉。”但凡拍板定稿，极少需要再改。